“漢文文書”呈現(xiàn)200年前澳門風貌 可看到不少趣事

提起澳門，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列入世界文化遺產(chǎn)名錄的大三巴牌坊。2017年進入世界記憶遺產(chǎn)名錄的“漢文文書”，則仍是養(yǎng)在深閨人罕知。正在中國國家典籍博物館舉辦的“漢文文書——東波塔檔案中的澳門故事”則為北京觀眾提供了一個絕佳的了解機會。

“漢文文書”主要形成于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其主體是清代中國官員在管治澳門過程中，與澳葡議事會文書往來而形成的檔案，由中文檔案連同原件的葡文譯本和發(fā)文底稿共3600多件文件組成，現(xiàn)收藏于葡萄牙東波塔國家檔案館。2017年，葡萄牙東波塔國家檔案館與澳門檔案館以“清代澳門地方衙門檔案(1693-1886年)”之名聯(lián)合申報《世界記憶名錄》并被正式收錄。

展覽精選100余份檔案文件進行展出，共分為居澳民蕃、澳門蕃官、清朝官員、西洋教士、歐美商人、英國人與澳門、亞洲各地與澳門以及十三行、黃埔港與澳門等章節(jié)，講述了“漢文文書”的保護和修復，并將檔案文件與清代相關(guān)圖文資料相印證。

事實上，從展覽就能看到“漢文文書”中有著不少趣事。例如《香山知縣彭昭麟為奉憲飭查造澳蕃煙戶丁口冊事下理事官諭》中，可以看到嘉慶年間清朝官員會要求葡人理事官對居澳葡人進行人口普查，包括煙戶有多少，男女人口數(shù)目各為多少，所有資料都要白紙黑字記錄成冊，上交給清政府。而且不單單是居澳葡人，其他國家居住在澳門的人，也要納入統(tǒng)計當中，并且分開記錄，十分嚴謹。

一段招安海盜的歷史也被清楚地記載在“漢文文書”檔案內(nèi)：乾隆末年至嘉慶年間，廣東沿海海盜橫行，張保仔等大海盜對沿海居民進行大肆劫掠，弄得民不聊生。根據(jù)“漢文文書”記載，當時在香山知縣的諭令下，葡人判事官曾配備蕃船協(xié)助剿捕海盜，并受兩廣總督之托，參與招安張保仔。張保仔受招安后，寓居澳門，舊時沙梨頭還有著張保仔大屋。

展覽學術(shù)顧問兼撰稿人、中山大學中外關(guān)系史教授章文欽介紹，以澳門同知為最高實際負責官員，與香山知縣和縣丞互相協(xié)調(diào)，共同管理澳門事務(wù)，構(gòu)成鴉片戰(zhàn)爭前清政府管治澳門的實際管理體制。東波塔檔案中由以上三位官員向澳葡理事官等發(fā)出的下行文書，正是當年實施這種管理體制的珍貴歷史記錄。

在《漢文文書：葡萄牙國立東波塔檔案館庋藏澳門及東方檔案文獻》的目錄中，已登錄的漢文文書1567件，以理事官為發(fā)文者的文書共65件，而廣東地方官員向理事官發(fā)出的下行文書1268件，其中澳門同知等三位官員合計1158件，占全部向理事官發(fā)出的下行文書的91.2%。

值得一提的是，傳教士在來華履職的過程中，留下不少賬簿或財務(wù)報告，這些資料經(jīng)由信件寄往歐洲后，成為歐洲人了解中國的重要途徑之一，英國馬戛爾尼使團出使前的準備工作之一，就是閱讀這類賬簿。在這些賬簿中，康熙三十一年至三十八年(1692-1699年)的吳漁山嘉定賬簿和嘉慶末年法國遣使會士南彌德的北堂賬目冊都是中文原本，堪稱“漢文文書”中賬簿類的珍品。(應(yīng)妮)

關(guān)鍵詞： 漢文文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