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托之書是什么意思？古代“偽托之書”的價值

史學家顧頡剛說：“許多偽材料，置之于所偽的時代固不合，但置之于偽作的時代則仍是絕好的史料。我們得到了這些史料，便可了解那個時代的思想和學術(shù)。”

“偽托之書”，是古代文人以“托古傳道”為旨而編輯撰寫的書籍，其絕大部分屬史書，因而偽書大多是偽史。偽史一詞最早出自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史通》：“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群雄，稱為僭盜。故阮氏《七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苻、姚等書，別剏一名，題為‘偽史’。”劉知幾筆下的偽史就是在古代“尊古卑今、貴遠賤近”的風氣下，一些文人“假借他人之名以傳其書”而偽造的史書。

據(jù)《漢書·藝文志》載，早在先秦時期托古偽書就已有“儒家托于周公，農(nóng)家托于神農(nóng)，道家托于黃帝”的說法。紀昀在主持編修《四庫提要》時，對偽書現(xiàn)象感慨道：“夫古書日亡而日少，淳風之書獨愈遠而愈增，其為術(shù)家依托，大概可見矣!”那些“托古傳道”的偽書編撰者，大多是依托他人之名來傳播自身思想，推介個人作品。

既然很多史書在彼時已經(jīng)被厘定為偽史，為何又存留下來并加以研究?今日看來原因似乎非常簡單，即偽書還有一定價值，很多偽書的學術(shù)思想價值、文學價值和史料價值還很高。僅以東晉元帝時期的豫章內(nèi)史梅賾所獻孔安國的《古文尚書》為例，明末清初考據(jù)學大師閻若璩沉潛三十余年，從篇數(shù)、篇名、歷法、典章制度、文字句讀、地理沿革等方面《古文尚書》進行了精細考證，得出此書乃后世假托古人而作的定論，使懸置學術(shù)史一千多年的疑案得以破解。但其后三百多年來，該書依舊在《尚書》中占據(jù)著重要位置。究其原委，就是偽造的《古文尚書》中的很多文字，輯錄于東晉以前的一些史書典籍，而這些史書典籍到了閻若璩所處的明末清初時期，大多已經(jīng)散逸失傳了，所以偽造的《古文尚書》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價值。再比如《四庫全書總目》經(jīng)過縝密詳盡的考辨，認為《海內(nèi)十洲記》乃托名東方朔而撰，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偽書，但同時又指出該書在我國文學發(fā)展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再比如《四庫全書總目》編者認為《神異經(jīng)》乃托名東方朔，《漢武故事》《漢武帝內(nèi)傳》系托名班固，這些偽書的文學價值一方面在于“詞條豐蔚”“字句妍華”，足供采摭，增廣見聞，另一方面它們是六朝小說重要組成部分，對后來唐傳奇、宋話本以及明清小說均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事實上，我國歷史上諸多偽書之所以是贗品，絕不是因為其所記述的內(nèi)容是假的，而是由于作者或著作成書年代不真實。諸如此類的偽書，如果厘清作者的真實情況或者成書的具體年代，那么是可以有選擇地加以利用的。偽書的作者幾乎都是飽讀詩書的文人士子。如偽造《孔子家語》《孔叢子》和參與偽造《古文尚書》的三國魏人王肅，就是被當時朝野所公認的飽學之士和知名經(jīng)學家。王肅自幼穎悟絕人、博覽群書，成年后孜孜探求、遍注眾經(jīng)。他特別服膺東漢的賈逵和馬融，而不屑于與賈馬同時期的鄭玄，鑒于自身學術(shù)地位比較卑微，而鄭玄之學又比較興盛，于是王肅不惜假借孔子后裔名義偽造經(jīng)書。而實踐表明，無論是《孔子家語》《孔叢子》，還是《古文尚書》，這三部書均有較高的學術(shù)品位和史料價值，對于研究我國古代儒學發(fā)展歷程具有很大的參考意義。

我們還需指出，唐代中期至近代，我國文史學界彌漫一股疑古惑經(jīng)之風，史學界對先秦經(jīng)學一疑再疑，竟然指出有上千部偽書。這股愈演愈烈的疑古之風造成了嚴重后果，以致很多貨真價實的真史也被打入偽書的另冊。好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經(jīng)過我國文史學者的悉心研讀和精心鑒別，一些所謂的偽書陸續(xù)被正名，如曾被朱熹、章學誠等人判定為偽書的《管子》，前些年被當代學者以大量確鑿的證據(jù)確認為系管仲本人所作;再如一向被看作偽書的《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經(jīng)過當代學者的反復抉發(fā)和仔細辨別，肯定它是一部成書于漢代的中醫(yī)經(jīng)典著作，是我國目前已知最早的中藥學著作。

我們應該認識到，偽書的意義和價值體現(xiàn)在諸多方面，按照章學誠的觀點，一旦確定了偽書作偽的歷史背景和具體年代，其思想價值、學術(shù)價值、文學價值、語言學價值、藝術(shù)價值和史料價值等也就逐漸顯露出來。(作者：劉金祥 黑龍江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哈爾濱工業(yè)大學兼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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